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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,有些书画家的生卒时间等问题,在过去的文献中,有的没有记载,有的记载不够真确,这样,作品本身就变成了手材料,它能补充文献的不足或纠正文献的错误。
例如:有些书画家的作品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平,但在文献上根本就查不到这位画家,更谈不上弄清他的字号、籍贯、生卒时间、艺术专长和主要活动了。这样的例子是相当多的。
又如:宋代赵孟坚(子固)的生卒时间,许多文献记载为生于南宋庆元五年己未(1199),卒于元代元贞元年乙未(1295),97岁。有人对此有怀疑,但一直未能解决。1962年《文物》第12期,刊载了蒋天格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考证文章,推算出大约卒于景定五年至咸淳三年以前,依然还没有作出肯定的结论。我们根据赵孟坚的朋友顾光题赵氏《水仙》卷诗,中有"甲子须臾事,蓬来尺五天"二句,清楚地说出赵孟坚死在甲子年,即南宋景定五年(1264),时年65岁。这样就解决了多年来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。
当然,运用避讳进行书画断代,要了解避讳的时代特点,例如宋代"玄"、"朗"等字是由北宋真宗赵桓大中祥符五年开始避讳的,在此以前这样的字是不避讳的。如果见到一幅宋代人写的字或者绘画作品的题诗,款暑是大中祥符五年以前,对这些不避讳是符合规律的,而款为大中祥符五年以后的,这些字不避讳就不合规律,就有问题了。
我们这儿所讲的只是一般的情况,此外,也还有极个别特殊的例外,如米芾的《蜀素贴》卷中,前后有两个"殷"字,一个缺一笔,另一个就不缺。这就要根据具体的作品作具体的分析。
怎样从装裱形式来辨别书画的真伪
装裱与书画本身的关系要间接一些,但有时也可作为鉴定书画的有力佐证。各个时代的绫、锦,其花纹、色泽多不相同,装裱的式样也有出入。前人的收藏印多盖在裱件的接缝上,这就必然同装裱形式有密切的关系。如的宋“宣和装”,故宫博物馆藏的梁师闵《芦汀密雪图》是个较典型的例子:玉池用绫,前、后隔水用黄绢,白麻笺作拖尾,连本身共五段。玉池和前隔水之间盖“御书”葫芦印,前隔水与本身之间盖双龙玺及年号玺各一,本身与后隔水之间盖年号玺二,拖尾上盖“内府图书之印”,共用七玺。“宣和装”虽有例外,但这是比较标准的格式。不少赝迹上的伪宣和玺,往往是漫无规律,乱打乱盖。金章宗也用七玺,染清标常在前、后隔水上用两印。乾隆用五玺、七玺、八玺、十三玺不等。这些都各有他们的习惯。
揭裱旧字画和名人字画常用的是揭二层,第二层透过来的墨与原作相差不远,再加以重新填墨、润色、装裱、加盖印章,其神采便会溢于纸外,欺人效果更佳。如北京故宫博物院和沈阳故宫所藏,各有一幅赵之谦《牡丹》图轴,二者几乎完全一样,经鉴定才知道,沈阳故宫所藏之《牡丹》图,是作伪者揭二层所为。用这种办法“复制”古旧字画和名人字画要求揭裱水平很高。如果稍有懈怠,便会弄巧成拙,不但所揭之书画神采全无,就连原迹也可能毁于一旦,悔之晚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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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个网友给我的帖子上留言
“喜欢在地摊上或者喜欢听故事的人通常为老先生”。结合他对我藏品的评价,我就知道他对“老先生”的称谓是讽刺还是肯定。不过我还是毫无忌讳地说:我一些收藏知识来自与地摊经营者的交流。
在当今这个时代,凡是收藏古币的人,都喜欢看书,上网,翻阅资料,看的理论文章,看藏品的拓片和图片等,通过这种方式,自己藏品价值几何,心里多少有一杆秤。但是,中国历史源远流长,古币浩如烟海。每当遇到形形色色的实物时,有时候就发现脑子里储存的那点书本知识与现实还是有点脱节。因此,在看书的同时,我还经常到古币市场走走看看,遇到在我眼里能比较过关的钱币玩家,或遇到摆地摊的老者,我就跟他们聊聊。譬如卖给我
“崇宁重宝”的那个老杨,玩弄古币有三十多年了,且在没下岗之前,还是个国企职工。与交流,他们不一定把自己的真知灼见告诉你。与这些人交流,他们会有什么说什么,不会遮着掩着,所以遇到吃不准的钱,我就请教老杨等人,谈谈自己对一些钱的认知和疑惑。
有一个周末,我在地摊上和老杨交谈时,看见一个穿着天蓝色校服、背着书包的中学生立在旁边,当看到老杨拿出几枚钱文相同、包浆不同的钱给我展示时,他也凑了上来,老杨发现了,即和他和打招呼,然后给我介绍说这个娃一到周末,上完补习班就来了。每次来,都要在他跟前待一会儿,他也喜欢玩古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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